党史小故事二十二：《五四运动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清末民初，一些外国传教士、中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报刊上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理论所作的零星介绍，是马克思主义在我国＊初的传播。由于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的了解和认识是非常肤浅和片面的，这些介绍并没有引起人们的特别关注。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俄国十月革命用事实证明马克思主义的无限生命力，使中国的先进分子找到了方向，看到了民族解放的新希望。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先进分子开始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他先后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新纪元》等文章，主张向俄国十月革命学习。但十月革命并没有立即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状况发生大的变化，主要原因是，到五四运动前，中国虽有许多热衷于社会主义的宣传者介绍马克思主义，但信仰马克思主义者不多，也并未将其作为指导思想，国内报刊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仍然很少。五四运动的爆发，标志着一场新的伟大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开始，并由此引起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 　　五四运动后，李大钊、陈独秀、李汉俊、施存统、陈望道等人不断地将日文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及文章译介到中国。如李大钊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达的《什么叫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目的》、杨匏安的《马克思主义》等文章。周恩来、蔡和森、李维汉从欧洲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周恩来在天津《益世报》《新民益报》发表的通讯。到苏联学习的刘少奇、赵世炎、陈延年、瞿秋白等人分别从俄文向国内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据不完全统计，五四时期在报刊上发表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达200多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译文。 　　与此同时，五四运动之后，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阵地也扩大了。 　　从十月革命后到五四运动前，介绍新思潮的刊物只有几种，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更是＊＊＊＊。五四运动以后，全国各地出版的刊物猛增至400余种，其中相当数量的刊物以介绍新思潮、改造社会为己任。《新青年》《每周评论》《共产党》杂志、《晨报》《民国日报》《时事新报》等报纸，先后开辟专栏，刊登很多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著作的译文，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如《每周评论》即摘译了《共产党宣言》等，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起到了重要作用。 　　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也变得丰富和深化了。在传播马克思主义原著方面，以李大钊为首的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搜集引进了数十种英、德、日、俄、法文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著作。在上海，陈独秀等人于1920年5月成立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分别介绍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陈望道翻译出版了《共产党宣言》。其后，有更多的马列著作译著被介绍到国内来，如马克思的《价值价格与利润》《〈政治经济批判〉序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反杜林论》，列宁的《俄罗斯之政党》《国家与革命》。这些原著的引进与传播，对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准确理解和接受马克思主义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引进和大量宣传马克思主义文章的发表，让五四时期中国先进分子思想发生了急剧变化，一批先进分子相继从激进民主主义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他们逐步认同和接受了唯物史观、剩余价值学说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的一些基本观点，并将此作为指导思想，选择社会主义，创建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中国革命的面貌焕然一新。

李四光是＊＊地质学家。新中国成立后，他冲破重重阻挠，在国外辗转数月安全回到祖国。李四光的科学成就，是和他在科学研究工作中，重视哲学思维的修养、重视自然辩证法的学习和研究分不开的。早在1948年8月出席在英国伦敦举行的第18届国际地质学会之后，在博恩默思海滨休养时，他已经在阅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回到新中国之后，他又读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等著作。1954年初，中央宣传部组织科学家学习哲学，成立学习委员会，推举李四光担任主任委员。他很有兴趣地说：“我觉得在这方面还能做点事情，当然我也需要学习。”中国科学院请艾思奇作辩证唯物主义的辅导演讲，李四光积极参加。只要一有空，他就阅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和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后来他嫌中文本译得难懂，又找去一本德文本和一本英文本，仔细地阅读。李四光要求参加中国共产党，是1957年正式提出来的。他向党表达自己的这个宿愿，也是经过了一番严肃思考的。在这之前，他不敢提出来，觉得自己不够资格。他常想，在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几十年艰苦卓绝的革命武装斗争中，在无数革命先烈为共产主义理想抛头颅洒热血的年代里，自己没有这个觉悟投身于革命队伍中去，内心感到非常惭愧；现在共产党领导人民夺取了政权，成了执政党，在这个时候提出要求入党，他认为当然是不够资格的。1957年1月，李四光因患肾脏病，经组织批准赴杭州疗养，住在南山招待所。3月的一天，江南春光明媚，李四光夫妇吃完早饭正在会客室休息，突然听到外面有人说：“周总理来了。”就在这次会见中，李四光向周恩来诉说了自己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个多年的心愿和为什么考虑多年而又没有提出来的原因。周恩来耐心地做了工作，使李四光在前进的道路上增添了勇气。1958年10月18日，李四光开始填写入党志愿书。他认真地用工整的钢笔字写下了这样一段话：“几年来，我看见不少的老朋友和许多青年同志，都努力改造自己，力求进步，终于能像婴儿投入母亲的怀抱那样，投入了党的怀抱。”“如果我也能够＊后光荣地参加党的大家庭，我相信一定有更多的机会得到同志们更多的帮助。我自己决心以‘活到老，学到老’的精神来改造自己，使我这个个体能够更好地在党的领导下，为祖国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建设服务，为中国人民服务，成为一个国际无产阶级先锋队战斗员。”李四光的入党介绍人是地质部党组书记何长工和中国科学院党组书记张劲夫。12月22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召开支部大会，讨论了李四光的入党申请。支部大会一致通过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12月29日，中共中央国家机关委员会根据地质部党委的报告，正式批准接收李四光为中共预备党员。195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也是李四光入党后的头一年。他曾对一位外国朋友说：“我个人能够生逢这样伟大的时代，我深深感到生活真有意义，生命值得珍贵。”这一年也是李四光写作上丰收的一年，他一连写下了12篇著作。其中，有地质科学巨著《地质力学概论》初稿，有地质工作成就的总结性文章《建国10年来中国地质工作的发展》，有专门性的地质论文《东西复杂构造带和南北构造带》《地质学的现在和未来》，有给少年儿童阅读的科普文章《看看我们的地球》，等等，内容十分广泛。1960年2月27日，李四光向党支部提出了转为正式党员的申请。6月14日，中共地质部办公厅第一支部大会一致同意李四光按期转为正式党员。6月22日，中央组织部、中央国家机关党委根据地质部党委的报告，批准了支部的这一决定。李四光一生经历了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而在他进入古稀之年时，他才找到了“归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像他在支部大会上说的那样，他“像是一个刚出生的婴儿，生命的新起点才开始”。此后，李四光继续奋斗在地质科学战线上，恨不得把他全部的智慧和力量在一刻间倾倒出来，贡献给党，贡献给祖国和人民。

中国共产党的党旗党徽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旗党徽制度是党的制度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正式建立。从此，党旗党徽伴随并见证了中国共产党成长的光辉历程，并不断发展变化，日臻完善。　　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寓意十分深刻。党旗旗面为红色，旗面左上角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党徽底色也为红色。早期，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红色是代表革命，黄色象征光明；而镰刀、锤子为工农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代表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自1996年起，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含义有了更加完备的解释：红色象征革命，黄色的锤子、镰刀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劳动工具，象征着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　　自从192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生以来，党旗曾在各个不同时期以不同的样式出现过。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宣告成立时，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党的旗帜自然要与列宁创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旗帜完全一致，即苏维埃的旗帜。当时，党旗由各级党组织模仿联共(布)党旗的式样自己制作，具体规格式样不尽相同。　　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由于形势发展的要求，中国共产党暂时放下了红旗，一直打着代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即使在八一南昌起义中仍是如此。　　在＊＊的“八七会议”上，关于要不要继续举国民党旗，共产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毛泽东在会上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意见，但支持者甚少。会议＊后虽然确定了发动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但大多数人依然主张用国民党的旗帜。　　后来，出于对革命形势的清醒认识，毛泽东一直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在多次会议上反复提出“抛弃国民党旗帜”的意见。在给党中央的信中，毛泽东写道：“国民党的旗子已成军阀的旗子，只有共产党的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他强调：“在工农兵苏维埃时候，我们不应再打国民党的旗子了，我们应高高打出共产党的旗子……立刻坚决地树立红旗。”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这是毛泽东1927年在《西江月?秋收起义》中描述的情景。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亮出的第一面旗帜就出现在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中，设计者是何长工等人。当时的旗帜用一大块鲜艳的红布制作，中间镶着一个黄色的五角星，在五星的中心位置，有象征工农的镰刀和斧头，在白色旗裤上，写着“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国民党右翼反革命真面目的彻底暴露，迫使中国共产党必须竖起自己的大旗。1927年9月，中共中央召开临时政治局会议，明确宣布放弃国民党的旗帜，正式提出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同年10月15日，中共南方局、广东省委联席会议通过《中共广东省委通告14号――＊近工作纲领》，明确指出：“要坚决勇敢地树立工农革命的大旗，……建立工农政权。”“一律废除青天白日旗，改使红旗，以斧镰为标志与国际旗同。”这是党的领导机关第一次做出的关于党的旗帜的正式决定，在以后的革命历程中，旗帜上的斧头被改为更能代表工人阶级的锤头。　　红军长征到达陕北后，中国革命运动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如火如荼。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相信各党完全可以独立解决各自的问题。同年5月26日，中国共产党作出决定，完全同意解散共产国际组织。此时，中国共产党已经开始全面独立地着手解决自己的问题，做出了包括党旗样式在内的一系列决议。同年，中共中央在延安杨家岭窑洞里召开政治局会议，会上第一次正式确定了党旗的样式：保留象征工农联盟的铁锤镰刀，去掉旗帜上的五角星。决定：“中共党旗样式，长阔为三与二之比，左上角为黄色锤头镰刀，无五角星，旗底色为红色”。会议委托中共中央办公厅制作一批标准党旗，分发给各主要机关使用。这样，中国共产党制作的第一批规范的党旗就在陕西延安诞生了。　　当时制作的标准党旗为横120厘米，竖80厘米，左上角的中间（全旗四分之一处）为黄色镰刀、锤子，其直径为30厘米。旗裤为白色，宽6.5厘米。旗裤不包括在整个旗的尺度之内。　　1945年4月23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杨家岭中央礼堂隆重召开。当代表们心潮澎湃地迈进会场时，庄严肃穆的场面令他们为之一振；主席台上方第一次悬挂起的新制的标准党旗令他们激动不已。因为，这是第一次在党代会上悬挂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旗，它结束了中国共产党从“一大”到“六大”没有正式党旗的历史。大会主席台背景正中，悬挂着毛泽东和朱德的画像，画像下方缀有中国共产党的党徽，铁锤镰刀，稻穗和麦穗围绕着它。画像的两边，分别插着数面鲜红的、缀有铁锤镰刀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1949年4月5日至13日，中国共产党在河北平山县西柏坡召开七届二中全会。在会场的主席台中央，十分醒目地挂着两面党旗，旗上庄重地写着“中国共产党”五个大字。据当时负责中共中央办公厅工作的杨尚昆后来回忆：七届二中全会召开之前，中央有关同志曾经讨论，设计一面党旗，用红底衬金黄色镰刀锤头，加上“中国共产党”字样。会议便按照这种标准进行布置。会议期间，大家又提到共产国际的旗帜和镰刀锤头，认为我们加上“中国共产党”这不太好。这样，以后的党旗又去掉了这几个字。　　不久，正当中国共产党即将取得解放战争全面胜利的时候，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发布了《关于入党仪式所用党旗尺寸的规定》，其中对党旗的制作定下了规范：“暂规定宽八十厘米，横一百二十厘米之红旗，左上角的中间为黄色镰刀、锤头，其直径为三十厘米。党旗旗杆左套为白色，宽为六点五厘米，亦即旗面横长十八分之一强。旗杆样式与矛头与军旗制法相同。” 同年10月11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函复军委总政治部“同意在党旗未统一规定前按暂行规定之样式试用”。　　1951年6月17日，中央曾对华东局关于党旗式样的请示予以批复：“在党中央未正式规定出党旗的统一式样以前，在党的三十周年纪念时，各地可按旧例，一律采用红旗加镰刀锤头，不必在旗上加中国共产党等字。”　　直至1996年9月21日，中共中央进一步正式定下党旗规范，并更加完善地规范了党旗党徽的样式和使用。　　需要特别说明的是，中国共产党在初创时期，曾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实际出发，将镰刀和斧头作为党徽的标志，斧头象征着中国手工业者；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斧头变成了铁锤，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准确地代表工农联盟。若干年来，有人把党旗上的锤子和镰刀误作为斧头和镰刀。1951年，西北军区政治部曾就这一问题转报军委总政宣传部，问“我党党旗上是不是镰刀斧头”。之后，军委总政宣传部的有关负责同志就这个问题请示了中央宣传部。后来，中央宣传部在华北局主编的刊物《华北建设》上做了公开答复，明确指出，我党党旗是“镰刀铁锤”，象征党领导下的工农联盟。　　对于党旗党徽的式样及其规范化问题，中央曾多次提出并逐步形成了统一明确的规范。　　1995年4月，中央责成中央组织部会同有关部门起草《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制作和使用的若干规定》(以下简称《规定》)。1996年9月，经中央批准，中央办公厅印发了这个《规定》。《规定》共12条，它对党旗党徽的性质、式样、规格、制作和使用等都做出了明确而具体的规定，并附有党旗党徽的标准图案和制法说明。　　《规定》指出：“中国共产党党旗为旗面缀有金黄色党徽图案的红旗。中国共产党党徽为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图案。”　　《规定》第六条指出党旗的使用范围是：(1)召开党的基层代表大会，举行新党员入党宣誓仪式；(2)党内举行重大庆祝、纪念活动，党日活动；(3)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的会议室，可以悬挂党旗。同时规定：按照国旗法规定应升挂国旗的场所，一般不同时悬挂党旗。　　《规定》第七条指出党徽的使用范围是：(1)党的委员会及其工作部门、党的中央和地方委员会派出的代表机关及其工作部门、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党组的印章(印模)中间应当刻有党徽图案；(2)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地方各级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应当悬挂党徽，并在党徽两侧各布五面红旗；(3)党的各级组织颁发的奖状、证书和其他荣誉性文书、证件上，可以印党徽图案；(4)党内出版物上可以印党徽图案。除上述情况外，使用党徽及其图案需经县级和县级以上党的委员会组织部批准。规定还附加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党旗党徽的制法。　　通过几年来的努力，党徽党旗制度已基本健全，党徽党旗的生产、销售和配备、使用初步规范，把党徽党旗写入党章的时机已经成熟。2002年11月，党的十六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增加了党徽党旗一章，分别对党徽图案、党旗图案和党徽党旗的性质以及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等做了明确规定，指出：“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象征和标志。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要按照规定制作和使用党徽党旗。”　　党的十六大把党徽党旗的规定写进党章，使党徽党旗更具权威性，也使党章更加完整和规范。这对于增强党员的光荣感、使命感，对于增强党的凝聚力、感召力和影响力，都将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杨根思，1922年出生于江苏省泰兴县一个贫苦农家，少年时给地主家当过放牛娃，在资本家的工厂当过徒工。1944年3月，饱受剥削和欺压的杨根思参加了新四军。在人民军队中，杨根思浑身有使不完的劲，作战十分勇敢。1945年春，在浙西地区的一次战斗中，杨根思用手榴弹炸死敌哨兵，被评为战斗模范，同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解放战争初期，在泰安战斗中，他用18颗手榴弹消灭屋顶之敌，占领制高点，再次成为战斗模范。在战斗实践中，杨根思深刻体会到了爆破技术在战斗中的巨大威力，他刻苦钻研爆破技术，成为部队闻名的“爆破大王”。1946年10月，在鲁南郭里集战斗中，他连续三次把拉雷送到敌地堡前，为全歼守敌立了头功。1947年除夕之夜，在齐村战斗中，杨根思举着炸药包冲进敌碉堡群，俘虏了近一个排的敌人。战后，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授予他“一级人民英雄”称号。1950年9月，已担任连长的杨根思，参加了全国战斗英雄代表大会，受到毛泽东等党和国家领导的亲切接见。一个月后，杨根思所在部队紧急入朝参战。1950年11月，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打响。当时，志愿军部队在咸境南道围歼美军＊精锐的陆战第一师，为了阻敌向南突围，杨根思带领3连3排奉命扼守1071高地东南方的小高岭，切断敌人南逃的通道。美军猛烈的炮火和轰炸，几乎把小高岭阵地翻了一遍，敌人两个连的兵力在坦克的掩护下一次又一次发起集团冲锋，杨根思对官兵铿锵有力地说：“敌人凶，我们要更凶！坚决不让敌人上小高岭！”他带领三排官兵连续打退美军8次进攻，＊后身边只剩他和两名伤员时，又有四五十个美军蜂拥而上。危急关头，杨根思抱起阵地上仅有的一个炸药包，一步跃起，冲向敌群，在一声巨响中与敌人同归于尽。杨根思英勇捐躯的壮烈行为激励着前线官兵，随着嘹亮的冲锋号，我后续部队及时登上了小高岭，阵地上仍旧飘扬着志愿军的军旗。杨根思用生命守住了阵地，他舍生忘死的英雄气概和无私无畏的献身精神很快传遍了朝鲜前线和祖国大地。1952年5月9日，志愿军领导机关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他“特级英雄”称号，命名他生前所在连为“杨根思连”。随后，朝鲜＊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追授他“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题词赞誉他是“中国人民优秀的儿子，国际主义的伟大战士，志愿军的模范指挥员”。

瞿秋白出生在江苏常州的一个书香世家。幼年的生活，给瞿秋白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在《饿乡纪程》一书中写到：“二十世纪的开始，是我诞生的时候，正是中国史上的新纪元。中国香甜安逸的春梦渐渐惊醒过来，一看已是日上三竿，还懒懒的朦胧双眼欠伸着不肯起来呢。从我七八岁时，中国社会已经大大的震颠动摇之后，那疾然翻复变更的倾向，已是猛不可当，非常之明显了。幼年的社会生活受这影响不小…… ”瞿秋白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很快就学会了俄文，粗通法文、英文，了解了当时的各种社会思想，并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学说。1920年10月，瞿秋白在俄文专修馆还没有毕业，即应北京《晨报》馆和上海《时事新报》馆的聘请，以特约记者的身份，由北京动身前往莫斯科。1922年2月，在莫斯科，经张太雷介绍，瞿秋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1月，他就和陈独秀、张太雷等出席了共产国际在莫斯科举行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瞿秋白还为当时的中共总书记陈独秀做翻译，并把列宁在大会上的报告和其他重要文件译成中文，迅速寄回国内，及时指导中国的革命斗争。12月21日，瞿秋白离开莫斯科，随陈独秀等人回国，负责党的宣传工作。1923年6月，瞿秋白出席了在广州召开的中共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讨论国共合作，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10月，瞿秋白担任孙中山的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助手和翻译。年底，又与李大钊、谭平山组成中共指导小组，帮助国民党改组，参与起草改组的一系列文件。瞿秋白帮助鲍罗廷做了许多工作，特别是关于三大政策和三民主义内容的重新解释等问题，曾和鲍罗廷一起多次同孙中山商谈，他们所提的建议受到孙中山的重视和采纳。这一期间，瞿秋白还连续发表了《自民权主义至社会主义》《国民党改造与中国革命运动》等文章，对如何改造国民党等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大革命时期，彭湃在广东海丰县开展农民运动，搞得轰轰烈烈。毛泽东在湖南发动农民，建立农会组织，向封建宗法制度宣战，打例土豪劣绅，搞得更是如火如茶。在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中，瞿秋白坚定地站在澎湃、毛泽东一边，热烈地赞扬和支持民运动。1927年4月，瞿秋白在得知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遭到党中央机关报《向导》拒载后，他把毛泽东的这篇报告交给中共主办的长江书局，刊印了单行本，并专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回击敌人的诬蔑、党内的责难，希望此单行本能广为流传及时指导农民运动的开展。1927年8月7日，在瞿秋白主持下，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会议一致通过了《中共“八七”会议告全党党员书》，批准了八一起义和秋收暴动的决定，结束了陈独秀的投降主义路线，确定了土地革命与武装反抗国民党屠杀政策的总方针，号召全党和全国人民继续战斗。会议正式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瞿秋白被选为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并兼任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宣传部长和党报《布尔什维克》总编辑。八七会议是党的历史上第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它将党从机会主义的泥坑之中解救出来，重新走上了革命的大道。1931年初，瞿秋白被排斥出中央领导机构。从1931年初到1934年初，瞿秋白重返文学园地，为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与鲁迅并肩作战，辛勤耕耘，留下了近一百万字的著作和译文。茅盾说，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促其由前期向成熟期转变，“应该给瞿秋白记头功”。1934 年初，瞿秋白来到了中央苏区，任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教育人民委员（教育部长)，兼管艺术局和苏维埃大学的工作。这是一片新生的土地，是瞿秋白向往已久的“老家”。他骑着一匹黑鬃马，往返于散居沙洲坝周围的中央机关所在地，布置、检查工作。虽然这时执行“左”倾路线的中央领导人仍排挤瞿秋白，使他难以发挥全部力量，但是瞿秋白照样尽力做好给他的任何一项工作，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34年10月，主力红军撤出中央苏区，开始了长征。在这之前，瞿秋白以为自己要和大家一起出发，已整理好行装。当接到中央要他留下坚持工作的通知后，他邀请了李富春，蔡畅、刘少文、傅连暲等人吃了一顿便饭。谁能想到，这竟成了他与同志们的永别！1935年2月11日，瞿秋白和邓子恢、何叔衡等人化装成商人及眷属，离开瑞金向江西会昌和福建长汀、武平交界处的四都山区转移。24日被敌人发现，激战了半个多小时，护送的同志大半牺牲了，瞿秋白等落入敌手。瞿秋白被俘后，敌人对他严刑逼供，被打得不省人事。由于叛徒出卖，暴露了身份。瞿秋白承认自己真实身份以后，敌人改善了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同时，对瞿秋白加紧审讯，套供劝降。国民党政府派中统得力干将于6月上旬赶至长汀劝降。他们用中共叛徒顾顺章之例开导瞿秋白，用允诺利诱瞿秋白，用亲友之情感化瞿秋白，用其党内遭际挑拨瞿秋白，用死威胁瞿秋白，……敌人绞尽脑汁，用尽一切手段，然而，瞿秋白从容自若，视死如归。瞿秋白在一张狱中拍摄的照片上这样写道：如果人有灵魂的话，何必要这个躯壳！但是，如果没有的话，这个躯壳又有什么用处?！瞿秋白被关押了四个月，敌人软硬兼施，终于露出本来面目。蒋介石发出密令：“瞿匪秋白即在闽就地枪决，照相呈验。”1935年的6月18日，是瞿秋白就义的日子。在长汀西门外罗汉岭一块平坦的草坪上，瞿秋白盘膝而坐，微笑点头说：“此地很好！”随着一声枪响，瞿秋白从容就义，时年36岁。

大家都听说过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可实际上，这个故事的背后，还有好多故事。1941年9月，日军华北方面军调集了7万余人的兵力和飞机、大炮，向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发动秋季大扫荡。其中，3500余人分多路向河北省易县狼牙山地区扑来。9月25日，晋察冀军区第1军分区第1团第2营第7连担负了分路掩护机关、部队和群众转移的任务。7连6班的5名战士，担负了阻击迟滞其中一路有500多日军的追击任务。富有战斗经验的6班，利用山区的有利地形，采取节节阻击的战术，没有损失一人、一枪，就出色地按时、按地点完成了掩护任务。完成任务后，正当大家准备循着大部队的转移路线归建时，刚刚走过岔路口的班长马宝玉，站在岔路口旁犹豫了。副班长葛振林看出了班长的心思，主动说：“班长，你就下决心吧！”看到同样是共产党员的副班长也支持自己的想法，马宝玉就果断地说：“同志们，转移队伍中，绝大多数是根据地的人民群众，男女老少，肯定走不快，如果让鬼子跟着咱们追下去，人民群众就危险了。”3名战士对当地的地形都很熟悉，他们心中也都十分清楚，这个岔路口有两条路，一条通向山区的纵深。走这条路，会让尾随而来的鬼子威胁到转移中的根据地军民安全。而另一条通向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这是一个三面绝壁、一面陡坡的孤峰、绝地。面对选择，他们毅然决然地向班长表态：“班长，你说怎么办，咱们就怎么办！”就这样，在共产党员马宝玉和葛振林的带领下，6班的5个人，毫不犹豫地掉过头来，向着狼牙山的主峰——棋盘坨攀去。为了吸引敌人，5个人还边撤边打，给鬼子造成前面不远就是我领导机关和人民群众的感觉。于是，500多名日本鬼子，在一名大佐的率领下，紧追不舍地一步步爬上了陡峭的狼牙山。经过5个多小时的激烈战斗，在毙伤90多名日本鬼子后，6班5个人打光了子弹。这时，他们已经退到了棋盘坨。他们就利用险要的地势，用石头抗击日本鬼子的进攻。＊后，连山顶的石头也全扔光了。5个中华民族的优秀男儿——共产党员马宝玉、葛振林，壮士胡德林、胡福才、宋学义，当着一步一步爬上来的日本鬼子的面，砸碎枪支，高呼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毅然跳下了悬崖……马宝玉、胡德林、胡福才光荣牺牲。葛振林、宋学义挂在悬崖的树上身负重伤，被老百姓救出，侥幸生存。当1分区将1团2营7连6班5名战士的英雄事迹报到军区后，时任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的朱良才，立刻敏锐地意识到：这正是弘扬我党、我军为人民服务宗旨，宣传革命英雄主义，推动军民关系建设的极好机遇。于是，他将自己的想法向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荣臻作了汇报，并与聂荣臻共同签署了向狼牙山五壮士学习的政治《训令》。同时，他还给1分区政治委员罗元发打电话说：“人民军队永远为人民。我们的5名战士为了人民而跳崖，我们就是再困难，也一定要把他们的英雄壮举留存下来，把他们作为榜样和典型，来鼓舞和教育我们的部队和后人。”1942年3月，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在晋察冀军区政治部代主任朱良才的亲自指导下，由1分区政治部具体组织，边区军民自己带着干粮和工具（当时根本就没有工钱一说，全是自觉自愿），肩扛、身背、手提，攀山崖，翻陡壁，将一块块石料，一袋袋沙子、一筐筐灰料、一桶桶水送上了海拔1000多米高的狼牙山。在狼牙山上五壮士跳崖之处，修建了一座《狼牙山三烈士塔》。为了宣传为了人民而毅然跳崖的五壮士，朱良才不仅亲自审定设计图纸，还专门为该塔题了一首诗，刻在塔座上。这是一首五言律诗：“北岳狼牙耸，边疆血火红。捐躯全大节，断后竞奇功。畴昔农家子，今朝八路雄。五人三烈士，战史壮高风。”日本鬼子听说后，恼羞成怒，于1943年用山炮将该塔击毁。新中国成立后的1959年，该塔又得以重建。聂荣臻元帅特地为塔题名《狼牙山五勇士塔》。“文化大革命”中，该塔又被毁。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该塔再次重修。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时期内，狼牙山五壮士的故事，成了全国小学语文课中的一篇必读课文。这个震撼人心的故事，教育和鼓舞了好几代人。而更为震撼人心的是，就在“狼牙山五壮士”的英雄事迹传遍抗日根据地后的不到两年内，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又诞生了两个和 “狼牙山五壮士”一模一样的英雄故事。一个发生在1942年12月，在河北省涞水县曹霸岗村，在日本鬼子对我根据地发动偷袭时，一个叫李连山的副排长，奉命率领一个班掩护部队和根据地的民众撤退。当全班边打边撤，撤到鸡蛋坨时，全班只剩下李连山、王文兴、刘荣奎、宋聚奎、邢贵满5个人了。他们把＊后一发子弹打完后，为了不当俘虏，就和一年多前的“狼牙山五壮士”一样，跳下了60多米的山崖，全部壮烈牺牲。1943年1月，聂荣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政治部主任朱良才，又专门为他们5个人签署了一份表彰通令。另一个发生在1943年春天，当日本鬼子发动对我晋察冀平西抗日根据地的“春季大扫荡”时，在房山县十渡（今北京市房山区十渡）的老帽山，负责掩护部队主力和民众转移的八路军30多人的一个排，一直打到全排只剩6名战士时，这6名战士也在子弹打光之后，和“狼牙山五壮士”一样，纵身跳下悬崖，全部壮烈牺牲。而这6名同志，甚至连姓名都没能留下来，他们只是被躲在远处山洞中的老百姓看到后，辗转报告给军区的。1941年，1942年，1943年，连续三年，一年出了一个“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群体，而且还全部诞生在模范抗日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这既不是什么偶然，也不是什么“个例”，这是我们人民子弟兵为人民而诞生、为人民而献身＊生动、＊真实的写照。

＊＊的抗日民族英雄、东北抗日联军创建人和领导人杨靖宇牺牲后，当残忍的日军割头剖腹，发现他的胃里尽是枯草、树皮和棉絮，竟无一粒粮食，也无不为之震惊。　　杨靖宇，1905年生于河南省确山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7年4月参与领导确山农民暴动，同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组织确山起义，任农民革命军总指挥。1928年后，在河南、东北等地从事秘密革命工作。曾5次被捕入狱，屡受酷刑，坚贞不屈。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他任中共哈尔滨市委书记、兼满洲省委军委代理书记。1932年秋被派往南满，组建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十二军南满游击队，任政治委员，创建了以磐石红石砬子为中心的游击根据地。1933年9月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独立师师长兼政治委员。1934年4月联合17支抗日武装成立抗日联合军总指挥部，任总指挥。后任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军长兼政治委员、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率部长期转战东南满大地，威震东北，配合了全国的抗日战争。中共六届六中全会曾致电向以杨靖宇为代表的东北抗日武装表示慰问，赞之为“冰天雪地里与敌周旋7年多的不怕困苦艰难奋斗之模范”。 　　1939年在东南满地区秋冬季反“讨伐”作战中，他与魏拯民等指挥部队化整为零、分散游击。自己率警卫旅转战于濛江一带，＊后只身与敌周旋5昼夜。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濛江三道崴子壮烈牺牲，时年35岁。为纪念他，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通化支队改名为杨靖宇支队，濛江县改名为靖宇县。

黄继光，男，汉族，中共党员，１９３１年出生，四川中江人，１９５１年３月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生前系中国人民志愿军步兵第一三五团二营通信员。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２０日，上甘岭战役中，他在多处负伤、弹药用尽的情况下，用自己的胸膛堵住敌人正在喷射火舌的枪眼，壮烈捐躯，年仅２１岁。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部给他追记特等功，追授“特级英雄”荣誉称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授予黄继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和一级国旗勋章、金星奖章。当选“１００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物”。１９５２年１０月１４日，侵略军开始向江原道金化郡上甘岭５９７．９高地和５３７．７北山高地发动疯狂进攻，上甘岭战役开始。上甘岭位于五圣山上，是志愿军中线的大门，也是扎进侵略军心窝的一把钢刀。在仅４平方公里的高地上，“联合国军”先后投入６万人的兵力，倾泻了１９０万发炮弹和５０００枚航弹，＊多的一天达３０万发。志愿军也陆续投入兵力４万余人，发射炮弹４０万发。阵地上草木荡然无存，岩石构成的山头被打成半米多深的粉末堆。＊＊惨烈的上甘岭战役，在当时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火力密度的＊高纪录。在这样常人难以想象的火海弹雨中，志愿军能够打退拥有世界上＊强大火力的以美国为首的侵略者，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我们中国人民志愿军中有无数像黄继光这样的英雄。在上甘岭战役中，黄继光所在营与美军和南朝鲜伪军激战４昼夜后，于１９日夜奉命夺取上甘岭西侧５９７．９高地，他随营参谋长来到六连。六连接连攻占３处阵地后，受阻于零号阵地。零号阵地有美军的集团火力点，要攻上山头必须首先打掉这个火力点。营参谋长连续派出３批爆破组，但爆破手都在中途伤亡了。时近拂晓，如不能迅速消灭这个火力点，夺取零号主峰阵地，将贻误整个战机。六连伤亡很大，能够参加攻击的只有几个人了。关键时刻，黄继光挺身而出，请求担负爆破任务。他在决心书上写道：“坚决完成上级交给的一切任务，争取立功当英雄，争取入党。”营参谋长批准了他的请求，命令他带领２名战士执行爆破火力点的任务。他带领２名战士冲了上去，勇敢机智地连续摧毁敌人几个火力点。２名战士１名牺牲，１名负重伤，他也多处负伤。美军照明弹将阵地照得如同白昼，几个火力点交叉扫射，封锁道路。他毫不畏惧，趁手榴弹爆炸烟雾，拖着受伤的身体继续匍匐前行。接近美军中心火力点时，用力甩出＊后１颗手雷。手雷在离美军不远的地方爆炸了，美军火力点被炸掉半边，美军的机枪顿时停止了射击，黄继光也被这巨大的爆炸声震昏了。就在部队发起冲锋时，美军火力点内残存的机枪又吼叫起来，向志愿军冲锋部队疯狂扫射，部队攻击再次受阻。这时，黄继光醒来了，但他弹药用尽，他便忍着重伤剧痛，艰难地爬到地堡射孔，毅然跃身而起，张开双臂，向火力点直扑上去，用胸膛堵住美军正在喷射的枪口，以自己年轻的生命，为部队冲锋扫清了道路，自己壮烈牺牲。在黄继光精神感召下，部队迅速攻占了上甘岭高地，全歼守卫的美军２个营约１２００多人。战友们冲上零号阵地时发现，黄继光敦实的身躯仍然压在敌人的射击孔上，他的手还牢牢地抓着周围的麻袋，宽阔的胸膛还紧紧地堵着敌人的枪口……人们看到，黄继光的腿已被打断，身上有七处重伤，他的身后有一道长长的血印。牺牲后的黄继光全身伤口都没有流血，地堡前也没有血——血都在路＊＊光了！可以想见，在＊后时刻，黄继光是以何等坚强的毅力，拖着重伤的身躯，爬到敌人的地堡前，又一跃而起的。战后，根据黄继光生前意愿，所在部队党委追认他为中国共产党党员。１９６２年１０月，他的家乡四川省中江县人民政府建立“黄继光纪念馆”。